已经是第五根火柴，夹在毛泽东右手食指与中指之间的纸烟还没有点燃。年8月18日的黄河岸边豪雨滂沱，一条薄被子罩在毛的头上，他的贴身卫士站在由周恩来与其卫士李迎春所扯起的被角之下，为正在冥思转移路线的毛点烟。他们的身后，胡宗南所属的刘勘部正挟七个旅重兵紧追不舍。疾风一次又一次淬灭星星之火，惊涛骇浪之间，贴身卫士双手发抖，毛几乎要发怒了。
“小李，你点！”，周恩来对李迎春说。李接过火柴，将剩下的七八根火柴一次划燃，烟终于点上了。毛狠狠吸了一口，抬头看了看李迎春。
很快毛将自己的卫士打发走，点名要灵活而又临危不乱的李迎春接替。自十一岁（年6月）离开安平老家，到这时李迎春干革命已近十载。此后十五年，李迎春成为与毛日暮不离的卫士，毛亲自将李迎春的名字改为大气的李银桥，考虑到李更想去前线部队杀敌立功，明白李跟着自己难以升迁，又提拔他为自己的卫士长，成为毛泽东一生中唯一的卫士长官。
李银桥洞悉毛的任何变化，毛的第一根白发，就是平津战役胜利后李银桥为毛梳头时拔下的。年李银桥夫妇向毛告别赴天津工作时，毛曾说，“以后你每年都要来看我一次，我这里就是你的家。我活着，你来看我，我死了，你每年到我的坟头上看我一次，看一次我就满意了。”这一段君臣之谊传为坊间美谈，李银桥千古，外界不免扼腕，那个可能是世界上最了解毛泽东的人走了。
中共战略意图风向标
卫士这一司职，在中共军队的传统中，最早可追溯至井冈山时期。年5月，为保证红军军部和首长安全，毛泽东在井冈山组建军部特务连。特务连先后经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机构亦几经变迁。
年仲秋，中央军委根据变化的形势和延安地区的现状，为保卫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刘少奇、陈云、彭真、任弼时、李富春、王稼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的绝对安全，担负好党中央机关、中央军委、广播电台、新华社及国际友人的警卫任务，决定将原中央警卫教导大队，同中央军委的警卫营合并，组建中央警备团。对外称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警备团，属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警卫部队。
彼时的红色警卫力量，棱角粗旷而简单。有人曾在朱德家里看过一张照片，像中的朱德窑洞外，一名哨兵站得笔挺，右手握大片刀。当年在延安参加警卫工作，解放后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的邬吉成回忆，他们当年挎着盒子枪，握着大片刀，一个哨位三个人，24小时轮流，每班大约一两个小时。
“中央警备团应该改名字，不叫警备团，叫钢盔团，保护好全党的脑袋——党中央”，在这个警卫机构的成立大会，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叶剑英、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李富春、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等都到场。中央警卫团多年后由总参警卫局、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公安部九局三块牌子一套人马的管理体制，似乎在此时就已渐成雏形。
邬年被通知赴延安学习，到了延安，才得知自己的真实使命是加入中央警备团，保卫几度跌宕的中共七大胜利召开。他被抽调的原因，不单是军事过硬，也因从小孤零，年少参军的苦出身，是政治可靠的关键因素。
对于这些从前线基层部队抽调过来的警卫士兵而言，此前他们中有人甚至都没有听说过周副主席，只知道中央有位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且是直到立功授奖，才在奖章上看到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样子。而现在他们可以近距离的观察到不同于宣传画中的中共领袖生活。
周恩来喜穿一件根据地少见的皮衣；毛泽东座车两边门下有踏板，警卫就站在踏板上，威风凛凛；任弼时整天都很忙碌，休息时的放松就是找彭德怀下象棋；刘少奇每天晚上在窑洞外散步，步履匆匆，从不与哨兵交谈；而朱德就随和许多，办公时习惯隔一段时间就出窑洞散心，问一声哨兵，“现在几点钟啦？”
延安时期，只有毛与朱德配有专门的警卫班。至年到西柏坡后，中共领袖警卫班子调整整编，成立警卫处，汪东兴任处长，中共五大书记才全部配备警卫班，合称警卫排，排长阎长林，而阎的主要职责是管理毛的警卫班。
抗日战争结束后，当苏联红军穿越蒙古进入中国东北时，中共中央也计划将中共领导核心从陕甘宁边区迁移到承德，中央警备团相应的一分为二，组建成立先行中央警备团，调往东北保卫首长和核心机关。年，胡宗南进犯延安，中央领导人和机关分三路转移，中央警备团亦分散保卫。
领袖警卫机构随政治变幻伸缩变形，沿中共首长思维的指向进行快速调整，是对时局反应最为敏感的神经末梢。在中共建政北京之前，揣摩中共卫士体制下的警备力量异动，正是观测其战略谋局的绝佳参照系。
年9月5日，在进驻北平五个月后，中央警备团分别从经受战火洗礼的东北部队、山东部队抽调一个团，扩编为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第二师。后随形势发展，第二师一部分改编为公安警卫师，另一部分与北京纠察总队合并改变为公安第二师，同年又专门成立了中南海警卫团。
这就是日后颇具神秘色彩的中央警卫团，部队的前身。
毛的御林军御人术
中央警卫团年由原中南海警卫团为基础组建，同时调归公安部建制领导，团长张耀祠，延安时期中央警备团的政治部副主任杨德中担任政委。中南海警卫团是延安时期中央警备团的老底子，干部成熟可靠，员额一千人左右。主要保卫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五大领袖。
当第一任团长张耀祠将组建情况向总参谋部作报告后，总参决定按照编制序列，中央警卫团的代号为部队。机关对外联系工作，不准用中央警卫团番号，以利保密。坊间传闻部队是毛建国后在香山寻访老道所赐，寓意毛可活到83岁，从遵义会议算起执政41年，不过是徒增谈资的演义。
此后部队的建制关系曾在短时间内腾挪于多个强力部门，变更频繁耐人寻味。年6月，中央警卫团改称中央公安警卫团，归公安军建制（年公安部队改称公安军），业务工作仍由公安部九局（警卫局）领导，最高领导是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具体工作由公安部九局局长汪东兴负责。年1月，在国防部的指令下，中央警卫团划归新组建的北京卫戍区，驻地中南海。
但到年底，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与汪东兴遵照周恩来指示，提出整顿和加强中央警卫团的具体方案，籍此将中央警卫团由北京卫戍区划出，归总参谋部建制领导。
以上段落细节引用自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神秘的）一文，其摘录自年第3期《军事历史》李建军纪红建
任凭机构更迭，部队的指挥权力在文革前都被执掌军警大权的罗瑞卿（此间罗不仅担任公安部长，还兼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牢牢攥于手心。对于毛而言，这位红一军团时期即是保卫局长的警卫系统干部，是他任红一军团政委时就知根知底且一手扶持而上的老红军。此后罗奔赴作战部队，在解放前夕被毛“请来中央一叙”的电报请到北平，委以公安部部长要职，将中央首长的警卫工作宽心托付，足见毛与罗之间的不寻常关系。
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之一。年6月19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四军与江西南部、福建西部的地方武装在长汀整编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路军，不久改称红一军团。军团总指挥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参谋长朱云卿、政治部主任杨岳彬。红一军团下辖三个军：红四军，军长林彪、政治委员彭清泉、参谋长陈奇涵；红三军，军长黄公略、政治委员陈毅（蔡会文代）、参谋长周子昆；红十二军，军长伍中豪（罗炳辉代）、政治委员谭震林、参谋长林野，全军1万余人。同年8月23日，红一军团同红三军团自发合编为红一方面军。
毛的出行路线，罗要驱车走过场；毛要坐的藤椅，罗也会亲自试一试。身为公安部部长，罗甚至还被称为“毛泽东大警卫员”，毛评价“罗长子（罗瑞卿）在我身边，天塌下来，有他顶着”，“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对于这个“影子”，毛的盛赞溢于言表。
但文革前夕“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事件的发生，林彪打倒罗瑞卿，预示毛决定不再给予罗绝对信任。
一九六一年九月，毛泽东公开表扬林彪下连队，“搞了很多意见出来，发现了很多问题”，而在同一年的庐山会议期间，罗瑞卿却经常走进邓小平的房间。据邓楠和卓琳回忆，那次庐山会议休会时，一个晚上，李富春、陶铸、罗瑞卿都去了小平那里，四人打牌，邓小平说，“我这里的规矩是谁来晚了谁站着，这也是政治挂帅。”与此同时，罗瑞卿与刘少奇的关系也逐渐升温，一个清晰的佐证是刘少奇在一九六五年时说，罗瑞卿是将来合适的国防部长人选。
《吴法宪回忆录》刘少奇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林彪同志身体不好，罗瑞卿同志身体很好吗，罗瑞卿同志就是最好的国防部长人选，将来的国防部长就是罗瑞卿同志。”
事实上，拿掉身跨军警两界要职的罗瑞卿，收回北京的军警控制权，亦成为毛清扫外围，控制文革局势的关键步骤。罗瑞卿从此失去人身自由，罗的副手汪东兴取而代之；杨尚昆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同一天被罢免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汪东兴则在年接替杨，并在一年后的改革中，将原本分属不同建制的中央办公厅警卫局与中央警卫团，合并为中办警卫处（中央警卫局是中办直属机构，同时也是公安部九局；中央警卫团是解放军总参建制），归中央办公厅领导。
年入伍的部队士兵冯立忠曾撰文回忆，部队从军队序例上讲归总参谋部直属，后勤供应、武器装备归军方；党务方面归中央办公厅，一切党务活动、政治学习等由中央办公厅组织指导。而部队指挥与干部任免，毛都有最终裁量权。
同时身兼中央警卫团党委第一书记、总参谋部警卫局局长的汪东兴，此时得以将部队的指挥权收归门下。
在毛的记忆中，罗瑞卿经常被自己训斥，而遭遇最为激烈批评的则是汪东兴，“我狠狠的批评了他们，但是他们从来不恨我”。相较而言，毛将担负其警卫工作近三十年的汪东兴比作汉朝周勃，明了汪的长处在心细，对于其理论水平差的个人特性，毛并不苛求，“他是一直跟我走的，别人我用起来不放心，东兴在我身边，我习惯了，人还是旧的好一点。但是，不要小看了厚重少文，汉朝的周勃可是立了大功的。”
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对于荷枪实弹警卫自己的最高主官的人选敲定原则，由此可见一斑。
斗争公开化的先声
在中南海内，毛的警卫工作由汪东兴直接负责，张耀祠具体指挥。至文革中后期，中南海安保体系已甚为严密，一大队一中队专司毛的侍卫，除武装警卫外，还保留几位如李银桥等不带枪的生活卫士，照顾毛的生活起居。当毛外出时，一中队会迅速接管所到防区。
当时一大队负责中南海及周边，二大队负责毛家湾及周边，四大队负责玉泉山范围，五大队负责钓鱼台，七大队负责北戴河中央首长疗养地的安全，其他几个大队是机动大队。每个警卫区还具体分为外围和内围，内围分甲、乙、丙区。甲区的人可以自由出入乙、丙区，但乙、丙区的人不能随意出入甲区。
林彪的警卫工作则由副团长张宏掌控，警卫中队是二大队一中队；周恩来因住在中南海，警卫大队也是一大队，警卫中队是一大队三中队，由杨德中负责。其他政治局常委也都有具体警卫大队和中队及负责人。
以上段落引用自冯立忠所写《我所知道的》
事实亦证明，即使贵为毛的接班人，国防部长林彪其集团中的“四大金刚”掌控陆海空军权，却抓不住一丝权柄，不得不对被毛赋予超然首长体制的心怀芥蒂。
“部队对林副主席不忠！”，叶群多次告状称。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林彪成为接班人，中央派部队副参谋长韩庆余到毛家湾加强警卫工作。此前林彪的警卫工作始终由军委办公厅警卫处负责，韩庆余的到来令叶群颇为不悦，因为原有的林彪警卫体制被打破，形成两家共管格局。叶群嘴上说“两家插手有好处，这样可以相互制约”，但当中央警卫局准备依惯例给政治局常委级别的林彪配备一名副局长司职值班时，遭到叶群拒绝。与此同时，叶群还否决了其秘书提出吸收韩庆余进入毛家湾支部过组织生活的提议。
在此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气氛下，部队的警卫范围、力度、对象急速扩大，人员一度膨胀至余人，具有师级规模，辖7个大队、36个中队。其警卫范围也从初创时期的玉泉山、新六所、中南海等地，扩大到北戴河、天安门、人民大会堂、钓鱼台等。文革期间警卫范围又新增昌平农场、北京植物园、花园村、东官房等地。
而部队的领导人汪东兴与林彪之间的关系也殊为复杂。他既要考虑到无限忠诚于毛的现实政治诉求，同时不得不想到与毛百年之后的执掌政权人选保持恰当热度，以及罗瑞卿的前车之鉴。况且表面上林与毛是亲密战友，林亦在九大前夕游说毛让汪东兴进入中央政治局，对汪释出示好信号。投桃报李所存在的政治风险，看起来极为微小。
《师东兵：访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黄永胜》写到，黄永胜知道我的来意后，显得比较热情了：“是的，你说的这种两面派人物确实在我们党内占据了很大的市场。不过，我要告诉你，根据我亲身的体会来看，真正最大的两面派人物不是林彪，而是汪东兴和张耀祠那样的太监似的角色。你不要惊奇，我是用事实来说话的。汪东兴在九大以后，看到毛泽东已经老了，很想投靠林彪。
他曾经亲口对我说过：[部队对林副主席是忠心的，我汪东兴永远是听林副主席直接指辉的。有林副主席为我们掌舵，我们就不怕任何人。只要是林副主席下令，我是无所顾忌地要冲上去的。林副主席有什么命令，尽管吩咐我。]在毛泽东提出四届人大上不设国家主席的指示后，汪东兴受毛泽东委托，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但是他又亲自给我们讲：[不设国家主席是因为毛主席怕外界会议论打倒刘少奇只是为了夺他的国家主席的位置。只要全党同志坚持设国家主席，毛主席还是会同意的。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岂不是还当国防部长吗？如果不当国防部长，岂不是大权让周总理掌握了吗？]他的这番话，在我们几个人之间都讲过。据我所知，他也和林彪、叶群讲过。要不然，林彪也不会那么起劲地主张设国家主席。当然主要的责任是应由林彪来负，但是汪东兴起到了极坏的作用。
到了九届二中全会讨论的时候，他跑到华北组讲了那番话后，又对叶群说：[叶主任，这一回我可是豁出去了，不怕得罪那帮秀才们了。只要林副主席身体好，高高兴兴地接了班，我汪东兴就是粉身碎骨也是高兴的。]但是，他很快地就把我们都出卖了。他在促使林彪走向那条道路的问题上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但当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与林彪集团发出同一个声音劝进毛担任国家主席，鼓吹“中央办公厅机关和部队在讨论修改宪法时，都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和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毛的又一次严厉批评并勒令他作检查，使汪体会到了毛与林之间的异样味道。
年“九一三”事件之前，毛突然南巡，沿途向党政要员吹风布置倒林行动，行前点名汪东兴陪同，江青建议不带汪以防走漏风声，毛不以为然，说正是因为汪九届二中全会犯过错误，才更要使用他，“我就是喜欢那些不干不净的人”。
经过提防、拉拢与揣度之后，汪东兴终于与林彪刀剑相向。张耀祠带领一百余名全副武装的部队战士在南巡期间全程护卫，并在上海成功的将准备持枪上火车暗杀毛的林彪死党王维国挡在车厢之外。至林彪出逃，敢于向林所乘坐的保险红旗车开枪的正是部队林彪警卫中队队长肖启明。
当夜至“四大金刚”被隔离审查的十天时间里，中南海、钓鱼台枕戈待旦，大院内的车道上，钉满钉子的木板横陈，铁丝网、路障林立，霍霍戎机与浓浓火药味，与红墙之外准备迎接十一的喜庆气氛霄壤之别，部队成为毛最忠诚与沉默的守夜人。
年9月9日毛逝世十九天后，江青赴昌平某地“抓枪杆子”，罕见的撇开部队正常警卫体系，这又让深谙高层内部斗争的汪东兴察觉到是一个危险信号。依照当时成例，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的活动现场和路线警卫，通常是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北京卫戍区和北京市公安局，三个单位协同的警卫调度部署，必须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警卫值班室下达。而这一次，中办警卫处与北京卫戍区都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他们有野心”，汪东兴获知消息后，只说了五个字。
8天后，部队甚至没有持枪，就带走了毛的最后一任妻子江青，随后荷枪实弹的走上长安街，第一次打出大旗，与巨幅的华国锋画像一起汇入粉碎四人帮的狂欢洪流之中。这绝无仅有的主动公开亮相，也第一次以这一组神秘数字为符号，将汪东兴的政治形象外化而出，成为汪政坛进阶的重磅筹码。
自此中共建政后党内两次最高级别的斗争事件，部队都投身其中，成为拱卫政权的坚强后盾，几乎在察觉到对手异常时，就已是斗争公开化的先声。
但在“万岁”的呼喊声短暂穿过年的历史窗口后，这支特殊部队又归于沉静，退至帷幕深处，外界看来从此了无新事。
成为邓小平的宣传队
罗瑞卿的悲剧，自己与林彪的交往得失，迫使了解其时政治生态的汪东兴，眼中只能容下毛一个人。当毛百年之后，作为一个坚定的毛路线执行者，汪在寻找政治同伴抱团的路上，又与华国锋一拍即合。汪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第一个称呼华国锋为华主席的人，他说“我要像过去忠于毛主席那样保卫华主席”。在亲身左右粉碎“四人帮”事件之后，汪一度官拜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以中央第五号首长身份攀上个人权力顶峰。
但两年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分组讨论中，汪东兴被点名批评——在坚持“两个凡是”，阻碍邓小平复出等问题上，他被认为起着大后台作用。12月25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汪东兴被免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和中央警卫局局长的职务。
汪东兴因毛泽东而兴，随华国锋一同短暂得权，又皆因挺毛而黯然失势。与汪东兴腔调一致的张耀祠亦在公开发言中否定毛犯过任何错误，暗批邓小平，随着汪东兴的下台，这位在遵义会议后看护过李德，毛弥留之际守护床帷，亲历林彪事件与四人帮抓捕行动，对毛忠心耿耿的中央警卫团团长，也离开了部队归隐西南老家。
于光远在《：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一书中提到，
这样的事情，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分组会上，了解情况的人都如实地揭发了出来，使得人们了解了何以有些人如此有恃无恐地抵制真理标准的讨论，有的人给真理标准讨论设禁区、下禁令，冷言冷语，有的人如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敢于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召集人会上对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讲的“凡是不实之词，不管什么时候，不论什么情况下，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进行毫无道理的指责，坚持要在文件中删掉。张耀祠说:“现在有人要翻天安门的案，这不是又在压中央嘛！”他还说:“有些文章确实有问题，而且有些问题比较严重，矛头是指向毛主席的。有篇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中有些话有问题，有些人不同意发表，有些人说好得很，一篇一篇地登。当然可以百家争鸣，但有的人用毛主席的话批主席。……有的不仅针对毛主席，也是针对华主席……这股风很大，要顶住是不容易的。我向张平化说，你是宣传部长，你要掌握方向。有人说要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但是做起来就不那样了。”
这话是在10月3日，也就是中央工作会议前37天讲的。这个汪东兴的副手说话的口气真是不凡，他可以几乎指名批评邓小平；他可以那样对中宣部部长张平化说话。
张耀祠也出席了中央工作会议。杨西光和我在西北组的分组会上揭发了这件事。大家认为从张耀祠的身上也可以看出汪东兴的影响，可以理解他说的就是汪东兴的话。张耀祠分在西南组，同胡绩伟在一起，胡绩伟就面对面地批驳他，张耀祠当然无可置辩。
对于会议揭发汪东兴的事情，他一件也没有来讲明有哪些说法与当时事实有不符合之处。他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人，如果别人讲的有与事实不完全符合的地方，他是完全可以说明的。但是没有能说出一件与事实不符的事出来。别人讲的有时间、有地点、有具体的内容，而且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和行为前后一致。这不能不使人认为这些揭发是很有力的。
曾担任周恩来警卫工作的部队政委，并任周恩来办公室主任的杨德中得以复出，成为汪的继任者，并直接负责邓小平的警卫工作。年，因传闻“四人帮”要抓他，汪东兴向毛汇报，毛表态“我的部队的政委能是反革命吗？”，接着又说下放锻炼一下也好，后来周恩来也点头。其时的周恩来正在中央政治局挨批，江青、张春桥为扳倒总理无所不用其极，让杨立即离开中央警卫系统，确是使杨免遭构陷的一着棋。
而在另一方面，杨德中离开前与汪东兴有过一次会议后谈话，汪东兴气咻咻的声音很大。邬吉成回忆录透露，这是他第一次在看到领导之间如此当面不睦。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中办的老人中，仍流传着两人间的恩怨传闻。
年的4月的一个周末，中南海的战士惊喜的看到行政处的船往海里扔大白菜，知道第二天一定会有中央首长前来钓鱼。当年后就很少来钓鱼的叶剑英出现时，年迈的叶剑英面对列队整齐的士兵，并没有依照阅兵的标准口令，只说了两声“同志们好”，就匆匆登车离去。遥想年在部队前身之一——中央警备团成立大会上他著名的“钢盔团”讲话后，这支特殊部队的敌人从日伪敌特，国民党反动派，再到党内反革命集团，一切恍如隔世。
此刻战士们身后冰封的中南海正在解冻。一年后中南海向游客开放，部队得以第二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不过此番战士们被要求一律着便装，藏起的符号特征，做到既像警卫又不像警卫，不露痕迹的扮演从验票员，自行车管理员，到沿途的引导员等新角色。的中南海各中队开始向游客供应自制汽水和面包，用经营所得充实各中队财政，直到中南海年左右闭园谢客。尽管时间不长且无意主打牌，但浓郁的开放搞活色彩，令人不免慨叹曾经无限忠诚毛的，成为中南海内邓小平改革开放思路最卖力的宣传队。
但对于自己身边久疏战阵的警卫战士，在对越自卫反击战后声名鹊起的邓小平，也通过独特的表达方式，使红墙内的战士们时刻不忘军事斗争。他听说战士看不上电视，就指示秘书请战士到他家里去看，后来又送了一台电视到部队驻地，并经常向战士们推荐战争题材的资料影片。
杨德中于年授上将军衔退役，继任者由喜贵，年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在美国作家库恩所写的的江泽民传记中，由喜贵被描述为“他喜爱穿军装，有一张犹如斧劈刀削般的粗旷面庞，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由年授上将军衔，成为继杨德中之后第二位授上将衔的中央警卫局局长。
现任中央警卫局局长曹清原是叶剑英卫士，授少将军衔，年前曾参与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曹在警卫局中资历老且低调，直到当选警卫局十七大代表，才引来外界遐想。
报道称，曹清的派系色彩不明显是他接任中央警卫局长的最重要因素。他由常务副职坐正，显示中共人事路线的新思路，即建立新老更替的规范化、制度化，特别是在敏感部门，由专业的副手接任正职，而不是如以往外来空降。
近年来部队的出镜，多半是胡锦涛出访香港时由港媒追捧中南海保镖所致，而后以出口转内销形式刊载于大陆媒体，引来大陆读者的好奇目光。因为无论对于哪一个年龄层次的大陆读者而言，形象之神秘，除去汪东兴时期有过一次短暂亮相，都远模糊于作为香港之光的飞虎队。画面中着墨镜西装，头戴耳机的板寸男性，正是这一时代的大陆民众在试图撩起中南海神秘面纱，所能触摸到的为数不多的塑像之一。
尽管有一个事实很容易被忽略——相较于贴身的中南海保镖，部队中的为数众多的士兵都只是红墙内的匆匆过客。服役多年，与所警卫的首长多仅止于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红色警卫命运流向
关尚青（化名）是年应征入伍的中央警卫团士兵，在经过四五轮体检后才得以成行，除基本的政审、体检程序，“在临出发去部队之前的晚上，军装已经到手了，还体检了一次，到了部队再次体检，项目包括体表检查（烫了烟头，有伤疤的人不要），身体异味检查等等。”
招兵时，招兵干部即讲明是部队招兵，但入伍后，关才知道此时部队的代号已更改为部队（年10月，部队代号更改为部队），他称即使是这个代号，也是在保密守则写清楚是要被保密，通信地址只能写某某信箱。关入伍即接受保密教育，有十不得十不准，领导人的作息都是秘密。
中央警卫团的新兵在一处训练基地封闭集训三个月后，上级根据每个士兵的个人特点分配到不同大队。在现时的大队建制中，1至6大队是保卫中央首长和机关驻地的保卫力量，7大队是防爆应急大队，8大队是后勤大队，兼具文艺大队职能。各中队以上设有纪委。
关被分配到2大队2中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度过了两年短暂的站岗岁月。警卫团士兵每天早上7点起床，晚上9点睡觉。日常行动以关所在的中队为例，为每日1至2班岗，每岗1至2小时，其余时间就是政治学习（每周一次，学习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文化学习方面，以中国政法大学的师资为他们开展政法知识学习，间或在部队自己办的培训基地学习电脑知识。
除去站岗，背证件、车牌号成为占用士兵时间最多的工作。关称，在人民大会堂的士兵要背余车牌，每个车牌要与车型对应；还要熟悉种证件（最多时是种），每逢两会期间，或是领导人大换届，在短短3至5天内就要求背熟大批新加入的，以及已经不能进入人民大会堂的证件。他们时常背到凌晨三四点。测验时，由干部将所有证件散在一张大桌上，拿起一只，晃一眼，放下，就要求士兵说出此证件的特点颜色，防伪标识等。
这是自罗瑞卿时期即承袭下来的警卫制度，在中央警卫局成立之初，罗瑞卿就要求对警卫工作的门卫、出入证管理制定相应的制度和规则，形成了警卫工作的一套方针。此前因为发生过警卫延误放行首长座车事件，于是对首长的车牌证件熟悉与否，就成为了政治保卫工作的重要内容。
深居红墙的政治人物交班，依然以独特的方式深刻影响中央警卫团普通士兵的生活，只不过愈来愈难以如年代一般惊心动魄。
雷打不动的是上哨，但有时关尚青的哨位几乎成为上访接待站，在访民眼中，年部队在那场阴阳割昏晓的行动中所扮演的正义角色，余威时至今日仍未散尽。县城的冤案，乡野的不公，哀哭的人汇聚在哨兵面前希望讨回说法。
拉开一条封锁线，士兵只负责线内的防务，至于封锁线外的事宜，还需要与城管、交通、公安等合作部门沟通。当有大型活动如国庆庆典时，因为外层安保已经非常到位，此时中央警卫团士兵多起仪仗姿态出现。如发生陌生人越线行为，各封锁线责任逐级外推。
每逢两会期间，深夜总会频繁响起紧急集合哨声。紧急集合分三个等级，三级为普通的连音哨声，表示发生群体闹事、自残、对警卫进行威胁等行为，二级为较急促的间隔哨声，表示发生冷武器（刀棍、砖头）袭击事件，一级为最高等级，表示发生持枪武装袭击事件，根据哨声不同，士兵会依照紧急集合的等级分别武装不同装备，并以百米速度冲刺到达预定地点。
如发出最高等级集合哨声，人民大会堂所有大门会立即关闭（大门防弹，普通子弹打不透），持枪部队赶到后，打开大门让部队出去进入预定的射击点，每个射击点有正副射手，武器包括手枪、机枪，全部实弹。每一次紧急集合，士兵都不知是演习还是实战，只有最后收队讲评时，才会被告知是演习。
反恐开始成为士兵们接触最多的字眼。关尚青回忆，年两会前夕，有一天晚上进行了5次紧急集合，一次上级下达指令，内容是一伙新疆恐怖分子已入京，士兵们两天两夜和衣而卧，随时准备行动，气氛十分紧张。
入伍两年，关尚青在人民大会堂观瞻过众多中央领导，但少有交谈。年关尚青退役返乡，现在又重返北京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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