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香山附近、北京植物园、曹雪芹故居等处游览过的人，应该会在无意间见过那里耸立着不少座梯形立方体形状的砖石建筑物，乍看之下，有点像“炮楼”，仔细端详，更像四川西部藏区的“碉楼”。这就是遗留至今的西山健锐营军事训练设施，用于士兵练习攻打“碉楼”的战术动作。这些特殊的训练设施，源自乾隆时期两次攻打大小金川的战役。在战争中，清军发现当地藏族人的碉楼非常难打，就在香山专门训练了一支山地特种作战部队，健锐营。主要训练内容就是如何攻打碉楼。碉楼在先期俘获的藏族人指导下修建，后来，被俘藏人越来越多，又押送到碉楼附近驻扎。金川战役结束后，北京西山地区就多了不少藏族人。有意思的是，现在，他们一般自己归于满族，主要是正红旗和正白旗。但许多人能够记得自己的祖上是“苗族”，却不不知道是藏族后裔。这就涉及到清代的民族识别，四川西部的藏族，其民族习惯许多方面和西藏的藏族不同，当时没有被归入藏族，却误打误撞被算成苗族。其实，和现代的苗族，各方面来看都是八竿子打不着的。据说，七十年代初，中国煤矿文工团的两位同志在西山一带采风时，发现红旗村、正白旗村有些农民会唱一种与北京地区民歌迥异的歌曲，歌词亦非汉语，询问其词义，则说是祖上传下来的，现在无人懂得。问其祖上来历，也说不清楚，有的说原是南方的苗族，与清朝打仗，战败被俘而来，有的人过年节要专门进宫表演民族歌舞，所以南方的民歌保留下来了，但现在都使用汉语了，所以无人知道歌词内容了。煤矿文工团的同志将他们唱的歌曲录了音，到中央民族学院遍询从南方来的各族师生，期望能确定这种歌曲究竟属于什么民族的。正好有西南民族学院的赞拉·阿旺同志，是四川小金川地区(今小金县)人，当时在中央民族学院古藏文专业进修班攻读，他鉴别出这种歌曲应是四川金川地区藏族的歌曲。此后，中央民族学院部分藏族师生曾到红旗村一带调查访问，了解更多的情况，认为当地有一部分农民是从金川迁来的藏族人的后裔，大约是清代乾隆年间两次平定金川时有一部分藏族被俘，被迁来此处定居。从当地附近山上建有金川藏族风行的石碉房，可以得到佐证。由于藏族人具有修筑碉楼、能歌善舞等特长，特别是会藏语，这批战俘相当一部分被发挥余热，送到了北京，编入八旗。当时，北京西郊的香山、圆明园、颐和园一带皇家园林，一时间藏族式碉楼林立，成为一种独特的景观。《日下旧闻考》记载：“健锐营衙门在静宜园东南，围墙四角有碉楼四座，共房二十二楹。皇上阅兵演武厅一座，后有看城及东西朝房，放马黄城”，“园城……内设碉楼七处”，“健锐营官兵营房在静宜园之左右翼，共三千五百三十二楹，碉楼六十八所”。除健锐营的衙门和营房建有碉楼外，八旗印房亦建有碉楼，“静宜园南楼门外有八旗印房”，“八旗印房四隅皆有碉楼一座，乾隆十四年建。合之东四旗、西四旗各营碉楼，共计六十有七”，“静宜园东四旗健锐云梯营房之制，镶黄旗在佟峪村西，碉楼九座，正白旗在公车府西，碉楼九座，镶白旗在小府西，碉楼七座，正蓝旗在道公府西，碉楼七座。香山东四旗健锐云梯营房，乾隆十四年奉命建设，后四旗同”，“静宜园西四旗健锐云梯营房之制：正黄旗在永安村西，碉楼九座，正红旗在梵香寺东，碉楼七座，健红旗在宝相寺南，碉楼七座，镶蓝旗在镶红旗南，碉楼七座”。以上记载证明，从乾隆十四年起，清廷有计划地在香山一带兴建了一批金川藏族式样的碉楼，现今西山红旗村、正白旗村附近的碉楼即是其中一部分的遗存。建碉楼，主要由藏族人指导修建，后期俘获的藏族人，又驻扎在这些碉楼附近。随着战争的进行，越来越多战俘被押来。乾隆四十一年(年)清朝将被押送到北京的大小金川藏族—百八十九人编为一个佐领，归入内务府正白旗，加上唱番曲跳锅庄的二十八人以及第一次金川之役后留京的修筑碉房的十一人，该佐领共辖金川藏族二百二十八人。他们归人旗籍，成为内务府三旗中的旗人。金川藏族佐领的住房是在香山附近，由管理健锐营大臣指定地方由健锐营公项支给费用，令其自行建造碉楼，实际上就是在香山形成了一个金川藏族村，这大约是因为香山的地形气候比较适合这些迁来北京的金川藏族人居住的缘故。香山的金川藏族佐顿设骁骑校一员，催领四员，应在藏人中择人担任，由于暂时没有适宜的人选，所以先由健蜕营前锋章京书臣担任。除了修筑碉楼、表演民族歌舞之外，香山的藏族佐领还负责出人担任藏汉、藏满的翻译职责。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编入八旗，并处在北京西郊各村镇的八旗堆里，尽管有清一代他们一直延续着藏语翻译、藏族舞蹈等传统职业，整体却极速的满化，并在清亡后整体又汉化了。遥想大小金川战役，距今不过两百多年，比美国历史只长一点。如今，香山地区的藏族后裔，其实已经成为既不会满语、也不会藏语，而且还自认为是“苗族”后代的，却与周边汉族人没什么区别的满族人了。泯然众人矣。这里面也体现了“民族大熔炉”的巨大力量。下次，您再去香山时，也许路边的某个向你兜售红叶或小纪念品的老太太，说不定说着汉语的藏裔满族人呢。
说到北京香山团城演武厅，不得不提提清代京旗外三营之一的健锐营。京旗外三营指的是圆明园护卫营、香山健锐营和蓝靛厂外火器营，都是为执行特殊任务而组建的特种部队。健锐营的建立则与两百多年前的一场战争有关。乾隆十二年（年）春，大金川（今四川省金川县一带）地方土司之间相互展开大规模的攻掠和械斗，清廷出动军队平息战乱。由于该地特有的石碉楼易守难攻，清军受挫，累攻不下。乾隆于十三年七月下诏，从八旗兵中选拔少壮勇健之士三百余名，在香山地区仿建石碉楼多处，组建云梯兵，演习攻碉。乾隆十四年春，首次金川战事以清廷胜利而告终，云梯兵正式组建为健锐营。乾隆十四年，以健锐营演武练兵为目的修建了团城和演武厅，检阅骑兵与步兵的操练。健锐营从乾隆十四年建立直到年随着清政府的灭亡而消失，共经历了余年的历史。其间，健锐营参与了清朝诸多重要战役。光在乾隆年间，健锐营就参与了平定大小金川之战、平定大小和卓之战、平定台湾林爽文、庄大田起义、平定回族叛乱，抗击缅甸入侵云南、廓尔喀入侵西藏等战役。可以说乾隆能自诩为“十全老人”，健锐营功不可没。健锐营最后一次作战是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健锐营官兵奉命进城增援守军，并与日军在地安门展开激战，为慈禧太后的西逃争取了时间。
团城演武厅现存团城（图一）、西城门楼、实胜寺碑亭和松堂。团城是见证我国古代城防建设的重要实例。古代重要的城门大多不是单一的，而是在城门背后（也有的在前面）再修一圈城墙将城门包围住，并在多修的这一圈城墙上再开一个或多个城门。这多出的一圈城墙和城门与主要城门构成了所谓的瓮城。当敌人攻进瓮城时，将所有城门一堵，只在城头放箭、扔石头，城中的敌人就像瓮中之鳖，伸手可取了。团城南面的演武厅和两侧朝房于年被英法联军焚毁，现在看到的这些建筑是年复建的。演武厅南面的实胜寺建于乾隆十四年，是乾隆为纪念平定大金川之役而修建的寺庙，现仅存一碑亭。碑亭内“立乾隆十四年御制实胜寺记文碑，碑高丈余，方广四面如一，刻国书、蒙古、汉字、梵书四体”（《日下旧闻考》）。碑亭现围于果园内，无法近距离参观（图二）。松堂是乾隆到团城阅兵时休息的地方，现被部队单位占用，无法参观。
图一：团城演武厅
图二实胜寺碑亭
团城演武厅西城门楼后还躺着一块明代的残碑，从残存的文字来看，这是明嘉靖年间司礼监太监静庵的墓碑。从网友双塔邨人提供的《明故司礼监管文书内官监太监静庵赵公墓志铭》中，我们可以了解一些静庵的生平。静庵原名赵举，字克明，静庵是他的别号，保定府新城县人。卒于明嘉靖四十三年（年），享年六十一岁。赵举于正德十一年（年）奉诏选入内廷，一路升迁，最后做到司礼监太监。赵举此人谨小慎微，正因此，“上（嘉靖）以公□慎，命管文书”。替他写墓志铭的首辅大学士徐阶对他的印象也是“公勤正有礼，虽德□遽其意气，未尝不□□其于言必审而后发。虽甚怒，不轻有所诋訾；即甚喜，亦不苟然诺”。赵举为人还算正派，也能约束手下。墓志记载他有一次奉旨到陕西办事，走了很多地方，严禁属下扰民。以至于他经过一地时，当地人还不知道有钦差驾到。赵举墓原在石景山区杏石口，墓志也是在那里发现的，墓碑不知何故被移到了团城演武厅，并且人为破坏严重（图三）。
图三静安墓碑
除团城演武厅外，健锐营现存的古迹还有散落在香山附近的碉楼群（图四）。前面已经讲过，最早的碉堡建于乾隆十三年，为的是训练云梯兵。以后战争获胜，乾隆就在香山一带普遍兴修这种建筑，当时规定每旗只能修建八座碉楼，香山一带的八旗共修建了八十座碉楼。每旗的八座碉楼，只有一座碉楼修有阶梯可以登临，称活碉楼，其余七座均是实心不能上达，谓之死碉楼。因此活碉楼共有八座，死碉楼却有五十六座。香山一带的旗人中流传着歇后语“七死八活”，用以说明那种无希望的必亡必败的事物，其实指的就是乾隆建的碉楼。
图四北京植物园内的碉楼
综合旭日春天、双塔邨人等文章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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